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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司法實踐中，除了以未成年人無民事行為能力而主張打賞退款的情況以外，夫妻一方以“無權處分”為由主張退款也是常見的理由之一。但該問題目前仍存在爭議，各地不同法院同時存在支持與駁回上述退款請求的判決結果。

2.夫妻一方打賞，另一方主張退回的依據是《民法典》第1060條關于“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夫妻雙方發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與相對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的規定。

【資料圖】

3.在認定夫妻一方打賞是否應當退回時，應當綜合考慮打賞行為的法律性質、打賞是否違背公序良俗以及打賞的頻次、金額以及時間等因素。

4.從B站直播的場景來看，個人認為不能打賞人不能以“無權處分”為由主張退款，但主播也應當對相關情況予以認真對待，在發生相關問題時及時留存證據，必要時咨詢專業律師的意見。

2023年3月2日晚間，B站虛擬區主播安蒂維娜-克萊因收到觀眾的私信留言，稱其于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期間在妻子未知情的情況下進行了大額打賞消費，其妻子擬根據《民法典》第1060條的相關規定向B站及主播申請退款。

承《直播打賞行為的法律性質以及主播與用戶之間違約行為的法律分析》一文所述，目前司法學理界及司法判決，對直播打賞行為的法律性質存在服務合同說及贈與合同說兩種觀點。分清直播打賞行為的法律定性，有利于更為準確地準確判斷退款行為合法合理性，其背后的邏輯為：若是服務合同，則雙方均負有義務，付款方主張退款的門檻相對較高；而若是贈與合同，受贈方一般無需履行義務，付款方主張退款的門檻相對較低。

（一）服務合同說

服務合同說認為，用戶通過付費的方式購買了主播所表演的才藝服務以及伴隨的艦長回饋，該打賞不是無償的，也不是單方的，具有對價性質：用戶付費獲得了主播的演出以及精神上的滿足同時主播獲得了金錢收益。

（二）贈與合同說

贈與和他說則認為，直播打賞活動不具備對價性，用戶僅是在觀看主播的表演后，出于對主播的欣賞從而無償進行打賞，雙方并無訂立合同的合意，也無受到合同約束的意思表示。

（三）本文觀點

綜合上述分析以及實踐情況，在現有互聯網直播打賞的場景下，直播打賞行為應屬于基于服務合同的消費行為，用戶與平臺以及用戶與主播之間成立消費服務合同關系而并非贈與合同關系。

該觀點也同樣得到相關監管文件的支持。2021年2月9日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7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網絡直播規范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在第5條規定了應“依法依規引導和規范用戶合理消費、理性打賞”并在第10條規定了“建立直播打賞服務管理規則，明確平臺向用戶提供的打賞服務為信息和娛樂的消費服務，……”從該意見的規定可以看出，相關部門目前也已將直播打賞行為定義為消費行為，用戶與主播之間應成立消費服務合同關系。

（一）直播打賞行為并非日常生活所需的民事行為

根據《民法典》第1060條的相關規定可知，若相關民事行為屬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則夫妻之中任意一方均有權不經另一方即可單獨進行，另一方無權主張撤銷或主張退款。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答記者問，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是指，通常情況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費，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費、日用品購買、子女撫養教育、老人贍養等各項費用，是維系一個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須的開支。雖然該司法解釋目前已經失效，但對于判斷日常生活所需支出的范圍時仍然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承上述答記者問所述，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支出的內涵應當需要根據時代變化而不斷調整，并非一成不變的。《中國統計年鑒（2022）》所載明的“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消費類型”中，就將文化和娛樂支出列為8大消費分類之一，觀看直播并適當消費屬于文娛支出的一種，應當屬于歸屬于《民法典》第1060條所規定的日常生活支出項目之一。

上述觀點在翁某與北京微播視界科技有限公司、趙某等贈與合同糾紛中亦有體現，法院在論述直播打賞行為的性質時認為：“除了物質需求外，通過正當的娛樂活動追求精神愉悅亦屬于日常生活、日常消費所需的一部分，故日常生活所需不應僅限于維持物質生活、撫養子女或支付醫療費用等情形。”

（二）直播平臺或直播存在非善意

《民法典》第1060條第2款同時規定：“夫妻之間對一方可以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范圍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同時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此處的善意意為“不知情”，而非日常生活中理解的“抱有善意”。

根據上述規定，如果夫妻雙方確實已對一方可單獨實施行為的范圍進行了約定，但第三方不知情的，那此時相關約定不能限制第三方，夫妻一方也不能以此為由主張退款。舉例而言：如果某夫妻雙方通過協議方式，約定直播打賞是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行為，需要另一方同意方可進行，此時主播或觀眾明知存在上述約定的情況下，仍然接受打賞的，則接受打賞一方就是非善意的相對方，打賞人的配偶有權主張退款。

但在B站直播的場景下而言：

1.一般平臺及主播不會主動核實也沒有義務去核實打賞人與其配偶之間是否存在限制消費場景的協議，若需要平臺及主播逐一核實打賞人的婚姻及婚內約定情況，則將極大程度地影響正常直播及運營效率。

2.一般打賞人也不會主動告知平臺或主播其與配偶間存在消費限制約定的情況。

因此，打賞人的配偶若以平臺或直播存屬于非善意為由主張退款時，其所需要提供證據較多，提供的難度也較大，該退款理由一般難以成立。

（三）直播打賞行為違背公序良俗

除《民法典》第1060條所規定的“無權處分”以外，部分案件中還出現夫妻一方以打賞行為違反良俗為由主張打賞行為無效，其法律依據為《民法典》第153條第2款關于“違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為無效”的相關規定。

夫妻一方以違背公序良俗為由主張打賞合同無效并退款的邏輯是，打賞人向主播打賞的行為是為了獲取超出正常直播表演以外的利益，希望與主播發展曖昧或婚外情等關系而做出，或是為了換取低俗、色情、不雅視頻或照片而做出，主張退款背后的邏輯與“丈夫包養小三，妻子主張退回款項”的情形類似。

單就“丈夫包養小三，妻子主張退回款項”為例，由于相關行為存在夫妻一方胡亂揮霍夫妻共同財產并破壞夫妻正常關系的情形，因此實踐中存在較多法院支持退款的案例；但在直播打賞的場景中，除極少部分用戶確實抱有以打賞為名行不軌之實的目的，大多數觀眾（尤其是虛擬區的觀眾）對主播進行打賞均是僅僅出于對主播的支持與贊賞，其行為并未違背公序良俗。

（四）打賞一方單方撤銷贈與行為

前述理由一般均是以打賞行為屬于消費服務合同為基礎而進行主張。若法院將打賞行為認定為贈與，則進一步有可能將適用《民法典》第663條及第665條關于贈與合同撤銷后有權主張返還財產的相關規定，要求平臺及主播退回相關款項。

《民法典》第663條列舉了有權撤銷贈與的3種情形，包括贈與人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近親屬的合法權益、贈與人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以及贈與人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

在直播打賞的場景下，即使相關行為被認定為贈與的，但打賞人與平臺或主播之間一般難以出現上述規定中的情形。此時若打賞的相關款項已經進入主播的賬戶，則打賞人將無權依據《民法典》第658條第1款關于“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撤銷贈與。

（一）平臺無需主動退款

出于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考慮，國家相關部門陸續出臺了關于未成年人直播打賞及游戲充值的退費政策，各大直播平臺也已經設立了未成年人退費專屬通道，平臺在收到未成年人退款的申請并核實無誤后，一般將直接進行退款。

而針對配偶“無權處分”所發起退款，目前相關部門尚未出臺強制性規定要求平臺設立相關渠道及途徑，且針對是否構成“無權處分”的問題需要綜合諸多證據綜合判定，平臺自身缺乏審核的能力，一般均由打賞人或配偶在提起訴訟后，再由平臺根據法院判決進行處理，平臺無需主動進行審核及退款。

（二）搜集后臺流水，從打賞行為、金額、頻率等方面作證打賞行為是打賞人配偶一方明確知道的

如上述分析意見，打賞人配偶以“無權處分”為由發起退款的理由一般包括打賞超出日常消費合理范圍。而如果打賞人的打賞是多筆小額而非一次性大額、打賞時間分布零散、打賞頻率較高，則該消費行為將符合日常消費的特征，更有可能被認定為日常消費行為。同時，如果打賞時間集中在工作日夜晚及周末等常人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則也能夠側面證明其配偶是知曉及默認同意該打賞行為的。

（三）排查打賞人的彈幕、客服記錄以及與主播之間的聊天記錄（如有），確保打賞人未明確告知其與配偶之間存在限制消費的約定

打賞人的配偶也常以平臺或主播存在“非善意”為由提起退款，此時若打賞人在彈幕或其他交流場合中曾透露過其與配偶之間存在消費范圍限制約定的，則法院有可能以此為由判定平臺及主播知曉相關情況，不屬于善意第三人。

在遭遇上述情況后，平臺及主播應主動對打賞人的發言及相互之間的聊天內容進行排查，落實其是否曾表達過上述信息。

（四）對待異常打賞行為應提高警惕

與未成年人退款行為應對措施一樣，主播對于存在諸如低級賬號一次性大額打賞等異常行為也應當加強警惕，在發生相關問題時及時匯報所在公會或平臺，提前留存好上述所提及的打賞流水、彈幕記錄及私信記錄，以便應對后續可能發生的退款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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