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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提供/圖）

新鄉土

2019年第二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作家甘耀明談起自己寫了十幾萬字的新小說，說這次不會太長，二十萬字以內結束，希望可以盡快寫完。“它不是一個大歷史，只是在歷史氛圍里面寫一個山難。山難里他要面對山的殘酷，以及他自己內在的記憶的一些掙扎，他要做出一個怎樣的決定……”

(資料圖片)

甘耀明每次寫小說都很慢，縱深進20世紀臺灣鄉土的30萬字《殺鬼》（2009）和超過40萬字的《邦查女孩》（2015）都花了四年有余。馬拉松前一半尤其難熬，他會因反復氣喘而停下，過了極點，后半程應當會好些。“每回交稿，也像把自己的一部分交出去。”

這本書真就二十來萬字，但2021年才寫完出版，他取名為《成為真正的人》。書在2022年獲得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第九屆聯合報文學大獎，最近一次拿獎是2022年夏天，獲得第九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

甘耀明今年50歲，戴眼鏡，一直精瘦，皮膚黃黑，有幾分像他筆下的鄉野村民。

《成為真正的人》讀兩頁就能知道，這是甘耀明作品。他的小說辨識度太高。花蓮三叉山，白云藍天、山巒、檳榔樹、月鏡湖，這是主角、布農族少年哈魯牧特成長的環境。

開篇不久，甘耀明就拉我們去跟著哈魯牧特聽布農人的合唱：“他們用喉嚨回憶起風掠過月桃、手鋤撞擊農地、木臼木杵傾軋、腳步堅實踩過草葉、結穗小米的沙沙擺蕩、水鹿山羌在谷地低吟、織布機來回運作聲，便能知曉前年來的祖先不過是用吟唱模仿生活泛音，用以娛悅天神，而今日是希望受難的海樹兒族人平安回到部落，重歸日常。”

甘耀明自小生活在苗栗客家環境中，第一次以郵件回復《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他假設，如果至今留在農村，他應該是慣行農夫，“面對農作物，照行事歷給予農藥或化肥……想辦法殺死偷雞的石虎或偷果子的獼猴，用強酸灌死一株礙眼的大樹。”

鄉村有講古的重要傳統，茶余飯后，小時的甘耀明聽長輩用方言說故事，奇特如夢境，比如小孩被魍神抓走，水鬼半夜爬上岸，于是雞鴨無故消失。許多年后他意識到，這是養分。

他的中短篇小說集《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2005）完全以鄉野傳說為題材。接下來一本《喪禮上的故事》（2012）寫了客家村一系列魔幻色彩的鄉土故事，比如《丑不拉雞》的主角是只丑雞，被帶去學校寵物展，阿公當場示范宰雞，丑不拉雞脖子被割開，卻仍能呼吸。于是，丑不拉雞脖子被嵌入圓環，戴上斗笠，保持不死。

甘耀明像說書人，他勾讀者進入一個邏輯奇特的世界，而他是唯一的解釋者。《殺鬼》中，人有神性，帕能徒手阻攔運行的火車；劉金福的牲畜有人性，會給困境中的帕提供救助。《成為真正的人》里，布農族認為雙胞胎代表不祥，因此有雙胞胎哥哥的哈魯牧特小時差點被遺棄，后來祖父嘎嘎浪不忍心，把他撿回；祖父嘎嘎浪教給哈魯牧特布農的真理：樹木會走路，小米很肥、一粒米可以煮一鍋，火很乖、住在木炭縫隙，“萬物都到布農的家當朋友。”這是讀者進入甘耀明小說需要接受的“常識”。

對甘耀明來說，山林的神圣近乎信仰。童年的他和同伴撿拾野果，把這看作大自然的犒賞。在他的記憶中，“山是藝術品，無懈可擊。”年輕時他常與朋友登山露營，一去五六天。他在從前的訪談里回憶過，1999年，他去爬臺灣南部第一高峰，“在接近開燈的黃昏時分，一個人去取水，那是最寧靜的一刻。”他形容，山上的水都干凈，仿佛空氣。

于是他也喜歡寫山林，他小說里的人也住在山林。哈魯牧特就在山林長大，又回到山林。《邦查女孩》是甘耀明的標志性作品，獲得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從這本書開始，他由早期寫鄉村客家色彩正式轉向山林文化和臺灣歷史。大部分故事情節——少男少女帕吉魯與古阿霞的戀愛發生在花蓮縣的林場摩里沙卡，這里有四千多萬棵樹。他把大量筆墨用在白描摩里沙卡的自然生態，讀來有沉得住氣的精彩。帕吉魯患有不語癥，但可放心與樹對談，與整片山林依存。

“以前我寫小說都帶著一種感受的便秘，情緒障礙。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還是有點疏離，可是當我回到自己的生活經驗，突然覺得寫起來通體舒暢，好像自己跟生命中的某些靈魂在某一刻突然這么輕輕巧巧地碰觸，我覺得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甘耀明說。

在臺灣文學序列里，甘耀明被劃分到“六年級生”（即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被看作“新鄉土文學”代表人物。他成長時期恰逢臺灣政治局勢變化，文化上本土意識亦逐漸高漲。臺灣1970年代有過“鄉土文學”運動，上世紀末新世紀初的“新鄉土文學”風潮中，一批生長在現代化社會的寫作者通過小說回到故鄉、傳統文化，作家袁哲生被認為是“新鄉土”的開山人物。

“新鄉土”“魔幻現實”，有不少論文研究甘耀明小說的這些特征。

“貼標簽是常人會做的事情，就像圖書館的書分類的方式，方便管理跟記憶。包括你是女的，我是男的，這也是標簽。”甘耀明慢吞吞地解釋，“對我來講，有些標簽不盡然是這么精確，但我還是可以接受啦。”

我往下問，“那你寫作中是否有新鄉土、魔幻現實不能概括的部分？”

甘耀明想了想，“我就是一個文字工作者，服侍文字的人。我可能就這樣子，我熱愛我的工作。”

歷史中人

讀《成為真正的人》像在拆解一片面積不大但有厚度的織物。故事當真不復雜：由一個布農族少年從花蓮回老家開始，得知一架美國飛機降落山中，他加入救援隊，結果遇到極端天氣，最后只有他一人生還。但小說的中間章節嵌入哈魯牧特大量的前史：他與同齡伙伴海努南一起長大、打棒球、去花蓮讀書，他對后者懷有隱秘情愫。他打棒球、到日本比賽的夢想被二戰打斷，海努南也死在一次空襲里。書中有哈魯牧特大量細膩的心理活動。

2004年，甘耀明與朋友登山，上嘉明湖。在那里，他第一次聽說“三叉山”事件：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架載滿美軍俘虜的軍機從日本沖繩飛往馬尼拉，意外在花蓮三叉山墜毀，全員遇難。日本軍警、當地原住民等組成的搜救隊進山，遇上臺風、山難，搜救隊僅一人生還。在采訪中，甘耀明形容自己聽到這個故事仿佛“被閃電鞭一樣打中”，“在這個事件的歷史沖突、人情世故中，我好像看見自己能有以文字介入的角度。”

他電腦里有大量文件夾，有的是新鮮種下，有的種了幾年，等長到足夠樣子，才接手來寫。小說完成一部，他就能檢視下一部寫什么。《成為真正的人》素材從2004年開始積累，到寫完《冬將軍來的夏天》（2017）他才打開這個文件夾。

甘耀明講，小說作者能從歷史事件里聞到故事氣味。他的小說質地細密，一個個人物不懸浮，往下刨都能挖出根，藤田憲兵、三平隊長、城戶所長……還有更多出場一兩次的人，都有血肉。

這和他大學畢業后當過記者有關。在苗栗地方臺，同事們都苦惱該出什么報道，為找選題，他看了大量地方志。寫長短篇小說，他都是“從資訊里淘洗出靈感”，做“訊息的暴食癥患者”。讓小說更加擬真，他樂在其中。

當記者那幾年他常和原住民警察溝通，對方國語、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語言都會說，他佩服，感覺什么語言都難不倒對方。不同語言、方言并置、駁雜，也成為他小說的一大特點。

2002年11月，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頒獎會場上，小說家袁哲生從后面拍甘耀明的肩，遞過名片，說喜歡他在小說中融入母語。前輩主動寒暄，甘耀明受寵若驚，那時他30歲。

到《成為真正的人》，布農族山林被日本占據多年，學生接受日式教育，日語仿佛第二語言。哈魯牧特從小愛學語言，通過敵臺學英文，但日語更純熟。到山中救人，遇到生還的美國人湯瑪士，他說英語無意間會夾雜日語，文化差異造成的巨大溝壑讓雙方都難以互相理解。

多元的語言背后，是復雜的身份認同。《殺鬼》的背景自日據時代末期至國民政府執政初期，原住民遭遇多重身份認同沖擊：日軍火車進駐關牛窩，少年帕在反抗之后，改名鹿野千拔，成為“日本人”。二戰結束后，他又被國民黨軍收進部隊，想和祖父逃離關牛窩，他是帕，還是鹿野千拔？甘耀明這樣貼近帕的內心世界：“帕心想他不是日本鬼子，他不是日本鬼子，可是除了日本鬼子，他想不到自己能是什么了。”

小說所殺的“鬼”，也并非真鬼，而是長期盤踞在此地人心中的沉重的意識形態幽靈。

《殺鬼》是甘耀明突破瓶頸之作，此后，他的鄉野傳說有了更深的歷史與國族議題為根底。《邦查女孩》發生在1970年代臺灣經濟轉型期，高速路、核能電廠、機場、海港等基建得到大力支持，財政來源之一是山林資源。山林文化自然要受沖擊。而住在摩里沙卡的人也多樣，帕吉魯有一半日本血統，古阿霞是阿美族和越戰美軍黑人士兵的后代。山上鄰居，還有教師和士兵。

《成為真正的人》，嘎嘎浪與哈魯牧特這對祖孫第一次對話發生在日本投降后：

“阿公，世界變了，日本人輸了，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才敢跑出來煉火藥，日本人輸了，我們從此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去打獵。”

“可是我覺得是我也輸了……內心不舒服，好像小百步蛇溪的身體里有石頭。”

“河的身體不會有石頭，它會爬過去。”

小說家

甘耀明記得，小時候在家庭的餐桌邊，黑板上是爸爸抄的唐詩，有白居易的《長恨歌》。夏天熱，還是少年的甘耀明喜歡去苗栗縣立圖書館吹冷氣，躲在里頭看了狄更斯的《雙城記》《霧都孤兒》。大學他讀中文系，暑假作業寫自幼浸潤的山林文化，得老師表揚，有了往此方面發展的勇氣。1992年由東海大學畢業后，他決定以寫小說為志業。但他也知寫小說無法謀生，他當記者、當中學老師都是為了謀生，以此養創作的愛好。

他參加校內文學賽，拿獎，然后創辦文學雜志，白天跑新聞，晚上寫小說投文學獎。臺灣各類報刊名目的文學獎豐富，他投得多，得的也多。《吊死貓》（1999）、《神秘電臺》（2001）、《伯公討妾》（2002）這些短篇小說被文學刊物和獎項青睞，讓他在臺灣文壇小有名聲。

到三十幾歲，甘耀明辭去實驗中學的教職，重回研究所上學，也決定認真寫一些東西。到這時，二十來歲時的那些校園文友，“很多都改行當父母了。”他把文字形容為上帝給人的潘多拉魔盒，禮物免費，但開魔盒的螺絲起子要錢。他像大部分文青一樣撬開魔盒，“搞得自己像修車黑手，還沒著落，直至今日，我還沒撬開魔盒，但卻發現那些一起跟我撬魔盒的人，沒打開，反而鎖得更緊，搖頭離開。這是事實，新人來來去去，加加減減，指頭剛扳上，另一只要扳下。”

也許是有而立之年的危機意識作祟，他寫得又快又勤奮。郵件回復采訪時，他寫道：“故事是人生的濃縮與精華片段，一個人有值得說出來的故事，人生沒白費。我的生命沒有太多精彩故事，我只是制造者。”他說自己的生活平淡枯燥。他的個人網站上，只有幾本書的試讀頁面，以及手寫筆記掃描圖片若干。爬梳資料，看到他的履歷，就是當學生、當老師，寫小說、拿獎、寫小說。

這十多年里他賴以謀生的兼職工作是創意作文班老師，給小孩教寫作。除了和小孩互動，他偶爾參加文學獎評選、演講活動，其他時候寡言木訥。比如2002年那次袁哲生主動遞名片，他愣了很久，事后想發郵件道謝（在文章中，他的用詞是“想回伊妹兒道謝，但總是因性格上的退卻而作罷”）。名片在皮夾里放了好幾年，終于，他與袁哲生再無機會聯絡上。

接受采訪，他講寫作過程。也簡單，每寫完一本，他好像“任督二脈被塞死”，無字可寫，寫作能力被沒收。到又有想法，才寫下一本。談不上暢銷，多少拿了點榮譽。

他小說中的人倒沒他嚴肅，《成為真正的人》里，哈魯牧特在一次棒球比賽中使用邪門功夫，讓球被擊出后速度變慢，緩緩如櫻花墜落，對手預料不及。

《邦查女孩》開篇是街頭戰爭，孩子氣，但是認真。“殺刀游戲”，一手伸出來當長刀，一手藏在身后，手砍到對方的頭或膝蓋以下算贏。游戲在街上演變成三百多人兩大派的混戰，直到帕吉魯出現，逼出邀架手勢，“把手挽一圈，向全場的人下戰帖，最后把手尖對準一位拿小刀的小流氓，先讓對方的刀子往前刺了半尺后，才拍掉刀子，更用上半個令人傳誦的說不清楚黑影，就點贏了額頭。”帕吉魯成為殺刀王，古阿霞擠進人群，在此情景下初遇他。

只有一回，我看到甘耀明性格中不大一樣的切面。2000年，還在中學教書的他和同事一起去巴黎，晚上搭最后一班地鐵進城，從蒙馬特走到巴士底獄，隨身帶著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早上搭頭班地鐵返回。這好像是他最出格的玩法。

寫完《邦查女孩》，甘耀明想幽默戲謔一回。“因為之前我都一直在寫現代鄉土的，有一點距離、隔閡，讀者也會覺得就好像在讀以前的（小說）。我想要寫一個現代帶點都市生活調性的長篇。”甘耀明說。

《冬將軍來的夏天》發生在當代臺中，以成年女性為第一人稱。第一句話驚人：“我被強暴的前三天，死去的祖母回來找我。”小說主線是“我”遭遇老板兒子性侵后去報案、司法介入這一簡單經過，但魔幻的副線反而成為重點篇章。祖母因為想見“我”，躲在家中的木箱里，成為性侵案證人。但“我”被老板反訴誣賴，祖母帶“我”離家，和死亡互助會的另外五個老奶奶一起住在廢棄的游泳池中，互相照顧。小說深處是女人被性侵后難得法律援助、老人生存艱難缺乏社會托底的現實，但甘耀明在憤怒和悲傷的外面包了天真童話的糖衣；直到第四章，祖母試圖在法庭上表演自己可以折進比身體小四倍的箱子，以證實性侵發生時自己在場，但她表演失敗，骨頭斷掉，故事和讀者才掉回殘酷現實。

《冬將軍來的夏天》2019年在大陸出版，營銷時一度被慣以“《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姊妹篇”的稱號，到現在，豆瓣評分只有6.9。我想到甘耀明那時講的一句話，“沒有每次踩油門都是沖出去的車子，車子會老，作品也是。”每次寫作他都有負擔，寫同樣的類型有，換題材風格也有。他每次都擔心自己嘗試寫而無法達到理想水平。“《冬將軍》像一個中年小旅行、一個小浪游吧。”

“聽上去像很多西方電影里有了中年危機的人會找一個出口？”

“有可能。但我也沒有覺得說要否定它了。”他說。“寫作上面的話，我覺得現在倒是還好，可能六十幾歲就會出現（瓶頸）。我覺得在臺灣，小說家大概六十幾歲就到天花板，可以停機了。我應該可以看到自己將來的發展，但我也許可以延后這樣的一個時間。人需要創造力。現在的寫作是我的創造力（出口），六十幾歲我不再有文字的創造力，我會找到另外一個方式來做我創造力的出口。”

起碼到現在，甘耀明還在寫。《成為真正的人》最后，臺風過境，救援隊26人，除哈魯牧特之外全部遇難。

但故事到這里也就結束了，甘耀明用不到四頁介紹哈魯牧特剩下的日子，這個有棒球夢想、有愛情、敏感落淚的少年，成為臺電員工，帶鎮上孩子打棒球，成為寡言而不討喜的老人。

“這就是哈魯牧特了，做事謹小慎微，人際關系不好，又不愛講話，成為他的真正人生。”

但火爐邊，哈魯牧特偶爾講古，對小孩講他少年時的事情。

“今生今世，哈魯牧特活到老，負責傳遞這些英雄事跡。”小說看到最后一句，哈魯牧特似乎和甘耀明影子重疊。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張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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