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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逝世15周年。在不少歐洲媒體的報道中，鮑德里亞的離世似乎從未發生。2005年，鮑德里亞曾受邀前往美國紐約的一家畫廊發表演講。到了提問環節，現場的一位觀眾舉手示意：“你會希望別人如何談論你？換句話說，你是誰？”這位觀眾的提問并非無中生有。在這次演講前不久，法國的另一位思想家，也是西方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去世，人們自然會好奇，同時代的鮑德里亞對死亡和來自他者的評價有怎樣的看法。鮑德里亞回答說：“我是誰，我不清楚。我是我自己的擬像吧。”此前，他也曾在書中寫道：“死亡毫無意義。”

【資料圖】

那次演講之后的2007年，鮑德里亞77歲的擬像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言論與思想卻至今仍在爭議聲中被反復談論。有人沉醉于他那些靈光一現的觀念，向智性的挑逗投降，繳械走入他創造的充滿誘惑力的表達生態。也有人覺得那些不過是“時髦的空話”，將他描述為一個對真理和現實都不屑一顧的歐陸哲學家。但不管怎么說，人們從來不曾忘記他。值得一提的是，在鮑德里亞寫下的作品外，還有相當一部堪稱宏大的口頭作品存世，其中包含他的課程錄音、電視節目、廣播節目以及數篇刊登于世界各地的報紙雜志的訪談。相比于寫作時的思考而言，鮑德里亞在言說時的思考似乎更能代表他的表達風格，期間閃現的思維火花亦是成書的理論雕琢中所遺漏的。

下文節選的這篇訪談發表于鮑德里亞去世后的2008年，他在對談中提到了公眾對“消費社會”這一概念的誤解，也闡釋了他關于“第四次世界大戰”的看法。他雖痛心于藝術逐漸淪為一種政治策略，卻也肯定了來自大眾的抵抗，盡管這種抵抗可能只是“物化了的大眾對物的世界的自我復仇”。面對拋錨的世界，年邁的鮑德里亞依然存有一分樂觀，他依然相信人的身上始終存在某種抗爭的東西，至于這種東西能否變成肯定性的事實，他說他下不了判斷，但唯一確定的是——游戲還沒有結束。

本文選自新近出版的《鮑德里亞訪談錄，1968-2008》，本書首次收錄了涵蓋他整個職業生涯的25篇訪談，時間橫跨了從1968年到2008年這40年。這些訪談的主題廣泛，既涉及《消費社會》《致命策略》《論誘惑》《擬像與仿真》等主要作品，也涉及他的學術生涯、美國之旅、攝影實踐等豐富人生經歷，更涉及他對恐怖主義等當代話題的回應。我們不僅能在本書中一窺這位學者思想生涯的全貌，亦能與這樣一位真摯而深刻的老友對話。這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報紙、雜志和期刊中的訪談，可能是世界上最寶貴、最生動的鮑德里亞思想錄。

世界的解藥在獨一性那邊

來源 | 《鮑德里亞訪談錄，1968-2008》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版

?L’antidote au mondial est du c?té dusingulier?, Philosophie magazine, 2008, n°8, avril, pp. 48—53. 采訪者是讓-弗朗索瓦·帕亞爾（Jean-Fran?oisPaillard）。

鮑德里亞于 2007 年去世，本篇訪談是他去世后發表的。——譯注

問　你是如何成為一位偉大的法國知識分子的？

答　我的道路是非典型的。我的祖父母是阿登地區的農民，父母則在城市務工，我自己則屬于中產階級一代人，也就是可以在 50 年代沒有太多負擔地從事學業的這代人。然而，我很快就放棄了風光的教學生涯。我當了很久的中學老師，口袋里只有中學師資合格證（Capes）。我沒上過巴黎高師，這所學校在當時是大學教員生涯的必經之路。我也沒有寫過國家博士論文，也從未獲得大學教職，盡管我受亨利·列斐伏爾的邀請，在楠泰爾教了二十年的社會學。此外，我的第一部理論著作很晚才出版，《物體系》出版于 1968 年，那時我已 39 歲。的確，相對于寫作，我長久以來都更關心政治行動……

問　在您第一部著作中，對消費社會的猛烈批判得到了勾畫……

答　與其說是對該系統整體的批判，不如說是對消費品的分析。要到幾年之后，隨著 1970 年《消費社會》的出版，這一批判才出現。我一開始的想法是表明，物如何既屬于社會實踐又屬于神話，即一種本質上是物質性的、但又是高度象征性的購買活動。事實上，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某種誤解。我的書幾乎只談到了人工制品，探索了其物理和形而上的維度。對我來說，談論這兩個方面是一種同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進行對話的方式，因為這二者在當時知識分子圈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但是，對于這一分析，人們只是立刻記住了其中對消費社會的著名批判如何。

問　原因無需多言。在《物體系》開始，您就寫道：“在當前秩序下，物的命運并不是被占有，而只是被購買。”您試圖確定“消費者的權利和義務”。您提到了“廣告的圣誕老人效應”如何。

答　三十年來，只要一個國家進入大眾消費時代，它就會把《物體系》和《消費社會》占為己有，并將其翻譯成自己的語言。這兩部作品的發行因此從未停止過。總之，于我而言，這兩部舊書成了過去生活的一部分，而我的工作也換了方向……“消費社會”的概念和居依·德波 1967 年提出的“景觀社會”的概念一樣，都已完全融入了習俗。它們甚至非常流行，以至于成了陳詞濫調——也就是說，我們甚至可以在政治話語中找到它們……

問　您隨后就攻擊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藝術品”。在它身上，您只看到了平平無奇的商品……

答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家建立了波堡博物館，它成了“為所有人的文化”（culture pour tous）的高地。這就是“波堡效應”。同樣，我們也見證了史無前例的、幾乎就是專門為博物館打造的藝術品工業的大發展，它最終把自己當成了主體。在一場美麗的合奏中，藝術家們開始從現實中借來它最平庸的物品，并將它們積累——有時是“表演”——在和垃圾相差無幾的聚集裝置中……

我發現，這一做法是最為典型的，它的結果就是串通一氣，最終就是同那些如其所是的東西勾結在一起，此外無他。藝術家們在某種程度上進入了游戲，成為了一分子。這里不再有對任何東西的激烈質疑，也不再發明專門的藝術場景。只有冗余，一種平庸的、商品化了的“藝術品”的龐大堆積。這就像是杜尚的天才之作的回光返照，但杜尚只是把小便池提升到了藝術品的地位。一切都成了藝術，因此也沒有什么是藝術了……同時，藝術也不再留給精英，而是成了國家事務，成了政治策略。這也是“波堡效應”！它之所以是國家事務，是因為它通過對藝術品以及人與之接觸交流的場地（博物館）的神圣化，來教化“大眾”這個新的“沉默的大多數”，一個流動的、不可把握的實體，這一實體隨著最初的民意調查和為它而寫的專著——比如麥克盧漢的著作——才開始浮現。它之所以還是政治策略，是因為它還能夠催眠大眾，它那以文化為借口的做法扮演著安全閥的角色，并最終扮演著異化工具的角色。

問　這一策略最終會獲勝嗎？

答　我不這樣覺得。大眾挫敗了當權者的這一策略，包括借助媒體的策略，這一事實當時就令我震驚不已。大眾既被政治權力和媒體權力異化，同時也強行拉平了政治和文化的話語，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它們的影響：一切強加給物質和文化物的東西都在某種程度上跌入了一個巨大的黑洞，一個無規定性和不可解讀之物的黑洞。面對大眾，政治話語不再回歸，連政治代表也不復存在：不再有任何東西。這就好像物化了的大眾對物的世界進行了自己的復仇。

問　他們從那時起拒絕被操縱……

答　操縱、回收……我不太信任這些術語，因為它們預設了一種意圖，一位偉大的組織者，一個空無一物的中心。我們希望這個我們所生活的系統，這個著名的資本主義系統可以受一個主人的控制。事實上，這是西方制度的內在邏輯，它既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又強迫著所有人，統治著世界。以藝術市場為例：正是其本質上的經濟邏輯，在其媒介化的幫助下，解釋了當代藝術品在審美上的平庸。只有一種荒誕的念頭還留存著：藝術家躲開了這一毫不留情的過程，仿佛享有一種特權。這是全球化時代中的一個屬于擬像的矛盾。

問　在您看來，全球化是消費社會的終極階段？

答　我們無法否認，價值結構如今已蔓延到了整個星球。大眾消費的出現、媒介對社會的掌控以及數字技術的普及讓這一現象得以可能。人類活動領域無一例外地深陷其中，無論它是私人的還是集體的。我們所打交道的是一個具有生命力的系統，一種完整的現實，它像普世秩序那樣強加給我們。此外，在全球性主題和普遍性主題之間存在著一種虛假的親緣性。普遍性位于人權和民主一邊，而全球化本身則指另一個領域，即技術、市場、信息的領域。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的，也是毀滅性的：它通過強行吸納其他文化而消滅了它們。更準確地說，我們如今可能會為普遍性在全球的消解而不安，為人權在政治營銷中的工具化而不安。從那時起，重要的問題似乎就是辨認出那不會被全球化化約、不會在這場無法名狀的新全球戰爭中游戲的東西……

問　您談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戰……

答　對。最初的兩次世界大戰終結了殖民主義的歐洲和納粹主義。第三次被委婉地稱為“冷戰”，但它是真實發生的，它決定了共產主義的命運。請注意，我們每一次都走向了更具包容性、更加獨特的全球秩序，而這個過程如今要走到頭了。這由此給人這樣一種普遍的印象：我們如今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統一系統，一種完整的現實，其中敵人無處不在，也處處不在。這就是我在說第四次世界大戰時所要指的東西：這是全球化用以反對自身的戰爭。在一個全球化系統中，不再有潛在的敵對，不再有公開的敵人，不再有要征服的地區。

系統發展得太過了。因此，它最終因分泌出某種內在的腐敗而出了毛病，并自我耗盡。這不是道德意義上的腐敗，而是某種類似于整體之解構的東西，是恐怖主義，而恐怖主義乃是對這種不可被系統吸收的張力的強烈隱喻。它仿佛扮演著病毒的角色，歸根結底，這病毒終究會觸動所有人的想象，并為系統加上極具張力的補充性元素，而這一元素也是象征性的、虛擬的。

問?您對恐怖主義的解釋非常反傳統，您拒絕把它看作一種不道德的活動。

答　我們要么把恐怖主義看作一種來自別處的惡的力量，這一解釋在價值判斷面前是站不住腳的；要么就是在善惡的彼岸進行考察。恐怖主義因而表現為以惡制惡，即某種統治系統的影子，某種以同自己所作所為相反的民主或普世的話語之名，把自身強加到所有人身上的霸權系統自身的影子。西方國家不正是以反恐的名義——盎格魯-撒克遜人把這叫作“威懾”（deterrence）——強加了一種安全的恐怖嗎？正因如此，我才說恐怖主義作為一種滲入性力量，可能即將獲勝。

問　那美國呢，馬上要輸了嗎？

答　美國是一個世界大國，它因輕率地踐踏了自己所宣稱的那些普世價值而失去了全部合法性。它不再有特定的敵人，它得自己創造敵人，而這種敵人多少是虛擬的：阿富汗、伊拉克，當然還有恐怖主義，這是一個流動的、不可把握的卻又方便的概念，因為我們在其中看到了極端的惡的力量。問題在于，如今惡很大部分是虛擬的，正如我們在伊拉克看到的那樣，它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未被找到過。最糟糕的是，人們通過宣稱要打擊這一邪惡，到處制造了傳染源：阿富汗、伊拉克、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就好像系統預先創造了自己的漏洞一樣。

問　就此而言，您相信“9·11”事件是可預見的嗎？

答　不相信。究其根本，這是一樁不可預見的事件。一個在過于可預測和程序化的系統中出現的事故必然是不可預見的。但它的出現是可能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政治史陷入了麻煩。表征不再分裂，而社會裂痕卻變得巨大無比。隨后則會時不時地發生爆炸、戲劇性事件和我的朋友保羅·維希里奧所說的“意外事故”（accident）。他的確談到了可能造成世界末日的意外事故……

問　您相信他說的嗎？

答　我沒有這種感受。我不認為世界會以這種方式終結，盡管嚴格來說我們對此的確一無所知。但是我認為，我們并沒有進入危機的舊有循環之中，無論這種危機是社會的、文化的，還是經濟的，因為危機終究構成了進步的一部分。

我更相信一種災難性的過程，因為正如我對您所說，系統會預先分泌出自身的漏洞。另外，在所有領域中……比如，我們能在信息領域中看到這一點。我們清楚地感覺到信息領域中存在著問題。圖像和信息變得激增且無法區分、無法被篩選，以至于它們最終杜絕了任何交流。但是，針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不過是增加了圖像和信息。我們因此面對著的是一種災難性的過程……這是一個超速運行至最終發生故障，且無法逃脫自身之邏輯的世界，就好像墜入自身的陷阱一般，可無論如何，在這個世界的景象中仍然有某些令人欣喜的東西。

問　那個體呢？您是否認為個體有能力在這個“拋錨”的世界中有所作為？

答　我認為，每個人的身上都仍然存在著某種生命力，某種依然在抵抗著的不可化約的東西，一種形而上學方面的獨一性。它甚至可以超越政治義務，盡管后者在別處并沒有被完全瓦解。因此，我們應該在獨一性那邊尋找世界的解藥。此外，我也應該告訴您，如果我不曾相信人身上有某種在抗爭和抵抗的東西的話，那我早就停止寫作了。因為那就像是堂吉訶德和風車進行決斗。我相信，這種事物，這個不可化約的部分不會被普遍化、綜合化或淪為任何標準交換的對象。有一天，人們能把這個部分變成某種肯定性的事物嗎？關于這一點，我們無法作出斷言。游戲還沒有結束。這也是我的樂觀主義之所在……

標簽： 鮑德里亞訪談錄 ｜每個人的身上 都仍然存在著某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