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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2月5日電 題：跨文化對話如何進行？

作者 卜松山(Karl-Heinz Pohl) 德國漢學家，特里爾大學漢學名譽教授

(資料圖片)

圍繞“跨文化對話”，我在本文中提出方法論層面的十點思考，涉及如何進行跨文化對話，以及跨文化對話的影響參數、局限性和有利條件。

第一，對話雙方的關系。傳統理解中，對話以雙方的平等為前提，即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著名的概念“無支配話語”(domination-free discourse)。但由于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力量不同，或由于發展標準各異，雙方的實際關系往往是不對等的，這也是造成“霸權主義話語”(hegemonic discourse)的原因。

第二，語言。文化對話所使用的語言類別——當下主要是英語——也會導致不對等。20世紀兩位美國語言學家提出著名的薩皮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就是關于語言的相對性。該假說指出，一種語言的結構會影響其使用者對世界的感知。這點也為尼采和維特根斯坦所認同。

▲奧地利大學生Bernhard教中國兒童學英語。趙學風 攝

第三，歷史經歷是跨文化對話的重要背景。歐洲的政治話語形成于毀滅性的宗教戰爭、激烈的國家競爭、征服新世界、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和近代啟蒙哲學。而東亞沒有經歷與之相對應的歷史。這是不同文化評價某些爭議問題時的決定性因素，也即德國的埃及古物學家揚·阿斯曼(Jan Assmann)所說的“集體記憶”或“文化記憶”。

第四，象征定位(symbolic orientation)。我認為這是文化身份認同的基礎(除語言外)，包括不同比喻、神話、觀念與典故形成的文化架構以及文化、藝術、宗教與哲學的關聯。例如，中國人常提孔子，而西方人會提柏拉圖，中國人可能引用杜甫的詩，而西方人更喜歡莎士比亞戲劇。

▲2022年9月，民眾在山西太原文廟紀念孔子誕辰2573周年。韋亮 攝

第五，民族中心主義。這是跨文化理解的一大障礙，但也是所有文化的共同點。對于每個文化主體來說，認為自己的所知所想最重要，往往會阻礙跨文化對話。但從文化詮釋學視角來看，恰恰需要一個堅定的中心，一個能為自己定位的框架，才能接近、理解另一種文化。這是對自我文化背景的一種自覺意識，我稱之為“‘被反思’的民族中心主義”，相對而言，這種意識對跨文化對話有積極作用。

第六，以自身理想模式去判斷對方現實。這種傾向是一個常見的陷阱。因為人們通常不考慮歷史發展進程，也不接受對方以其理想模式來審視判斷自身所處的現實。這給跨文化理解帶來桎梏。

第七，相似性陷阱(similarity trap)。這是語言學習中的一種現象，它基于以下假設：由于兩個事物表面具有相似性，人們傾向于認為二者實質上并無不同，但事實往往并非如此。例如，中國人和日本人都用漢字，但日本人常以不同方式使用它們，相同的字符卻有不同含義。另一個例子是禮儀行為的社交含義，中西方都有禮儀行為，但同一行為可能在西方有消極含義，而在中國有積極含義。

第八，意識形態上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信念。這也是跨文化對話的一大障礙。普遍主義者認為，普適的文化法則需要得到貫徹，當文化意味著差異，它就成了負面事物。因此，普遍主義者會試圖盡快消除所有文化差異。

第九，歷史相對主義(historical relativism)。這一問題至關重要，對于評估西方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十分必要。例如，關于美國基本權利的履行，1776年《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但到了20世紀和21世紀的今天，美國仍然普遍存在種族歧視。這種評估結果不是文化相對主義，而是歷史相對主義。

▲美國紐約街頭弗洛伊德畫像墻。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美國白人警察跪壓致死，暴露出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并在多國引發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廖攀 攝

第十，跨文化對話不應被理解為師生間的對話，即學生單方面接受教師的觀點，而應建立在相互促進、增進理解的基礎之上。

基于以上思考，我認為跨文化對話應具備四個要點：一是要有對自身標準的歷史性反思和自覺意識；二是了解對方文化的各個層面，特別是價值體系的邏輯；三是尋求共同理念；四是對改變視角持開放態度，擁有樂于從對方處獲取新知的意愿。(完)

專家簡介：

卜松山(Karl-Heinz Pohl)，德國漢學家、美學家，德國特里爾大學教授，1945年出生于德國薩爾路易。曾任德國圖賓根大學中國文學與哲學教授，特里爾大學文學與媒體學院前院長、漢學系主任。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史、倫理學與中國近現代美學、中西跨文化交際與對話。著有《中國美學與文學理論》《全球化語境里的中國思想》《與中國作跨文化對話》《發現中國：傳統與現代》等學術專著專論，譯著有《桃花源——陶淵明詩集》《李澤厚

標簽： 卜松山跨文化對話如何進行 karl-heinz po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