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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檔播客節(jié)目里，周嘉寧說，“《浪的景觀》是我會寫進簡歷里的作品”。也許從新概念作文大賽開始，周嘉寧就和文字簽訂了一份契約，讓她能夠建造出虛構的空間，使人物在其中安頓、游蕩并尋找著出口。《基本美》之后，新書《浪的景觀》再度回返那個世紀之交的時代，在記憶中打撈那一代年輕人的精神狀況。

我們跟隨著人物漫游在真實與虛構雙重疊印的版圖中，上海、北京、臺北……和他們一起站在交替的路口，想象那個盛大的未來在每一個人心中激蕩起的震顫。當青春的開場過于盛大，我們要怎么做才能不走向失望與虛無？

(資料圖)

《浪的景觀》，周嘉寧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浪的景觀》向我們指證著，對虛幻的醒覺并不直接走向自我否定。即使有關進步的浪潮終將散去，即使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那些已成記憶的欲望、情感與感覺，仍留存于我們的身體里，作為我們與時代發(fā)生摩擦的見證。

周嘉寧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歷史感覺——歷史并非完全指向宏大，而是對個體生活世界的無限挖掘，而對于一個作家，重要的不是描述一個時代是以怎樣的方式經過了一代人，而是去捕捉浪潮之中，每一個人的興奮、緊張、游移、觀望，這些千差萬別的反應構成了歷史的鮮活——“這幾年里，我只是花了很多時間記錄和描寫各種形態(tài)的浪，水的陰影與分界線”。

《浪的景觀》結尾，主人公見證了一場騙局，轉身說，“我的朋友在等我”。

也許，周嘉寧想告訴我們，夢醒之后并非無路可走。也許，當我們去往彼時彼刻，體驗時代與青春之間的共振時，會想起那句——“人類還年輕，人類要活下去”。

周嘉寧，作家，英語文學翻譯。出版有小說集《基本美》，長篇小說《密林中》《荒蕪城》等。

“我是一個比較好的觀察者，

而不是一個引領者”

新京報：你之前在播客里說你一直喜歡北京，之前在北京住了多久？

周嘉寧：之前住了三年，但那時跟現在還是不太一樣。我對北京一直有感情，現在也沒變過。2010年離開北京的時候，我不太清楚自己為什么會離開，包括為什么周圍很多人都會離開北京。但今年這個時間點，我會永遠記得今年發(fā)生的事情，即使過去很多年。我最近在做一些采訪，也涉及城市的變革。我采訪了一些爵士樂相關的人，他們提到大概從2002、2003年開始，有很多外國人來北京，把爵士文化在北京、上海傳播開來，爵士演奏的酒吧也出現了。到2010年就出現了低谷，在上海的外國人幾乎都離開了，一下子出現了斷檔，我覺得還蠻巧合的。

但我具體說不上那兩年發(fā)生了什么，無非是2008年的奧運會和2010年的世博會。整個城市有很多基礎建設項目都在為之做準備，上海大批居民區(qū)動遷，都變成了世博場所。以前我住過的一些地方全拆掉了，我很喜歡的那些泡桐樹也被砍掉，都是為世博會做準備。2001年到2010年是建設的時期，通過這10年的建設，基本上就決定了從2010年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城市的基本面貌。

那時想離開北京，不是因為我對北京有什么不滿，而是上海在世博會之后出現過一段非常短暫的，用當時的話講，很短暫的“文藝復興”。當時，上海出現了一些很小的、民間的文化現場。靜安區(qū)有個地方叫“靜安別墅”，我一些朋友在那里開了一個圖書館，用波拉尼奧的《2666》命名。那一年，靜安別墅里出現了很多類似的地方，都是違章的，沒有經營執(zhí)照。當時上海書展邀請了很多國外的作家，他們同時會去“2666圖書館”做小型活動。可能就是那兩年，我突然對上海產生了一種渴望，我想到現場看看，我想參與。

新京報：你剛剛說，你從北京回到上海，是因為對那些突然產生的、民間現場產生興趣，你一直有這種想去參與的熱情嗎？

周嘉寧：對，我從小就對很多現象好奇。也不是要參與，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善于參與到社群里的人，但我是一個比較好的觀察者，而不是一個引領者，或者我可能不會甚至從來不會真正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新京報：這種熱情是否和你選擇做記者有關？

周嘉寧：我其實也沒有選擇做記者，最開始是為了賺錢。我高中的時候就在做記者的事情，因為喜歡寫作，但當時并沒有成為作家的概念。我覺得我喜歡寫作，可以成為一個記者，因為記者要寫東西。所以我高中時在上海的《青年報》做學生記者，認識了很多人。我大學那幾年的記者經歷還挺有意思的，因為整個媒體行業(yè)非常有趣。

2001年，上海的《東方早報》剛剛創(chuàng)立，每周五有一個100頁的特刊。特刊部的人非常有趣，我當時在周報部門實習，周報跟特刊部同屬一個報業(yè)集團，我在他們樓上。我和他們同樣的時間上下班、吃午飯。遇到他們的時候，明顯感到他們的人比我們的人要有趣。我很想加入他們，他們也不需要打卡上班，隨時通宵，感覺辦公室一直有人，做的選題又非常有趣。后來，我也會幫他們做一些城市觀察的稿子，那時候上海在做很多大型的城市建設，所以會跟他們的記者一起跑一些地方。對我來說，那段經歷很有趣，因為自己正好處在一個對外部特別感興趣的年紀，你會對整個城市中那些龐大的東西好奇——大型的工地、爛尾樓，當你進入這些樓內部的時候，會產生一種奇特的身體感受。

新京報：我很喜歡《浪的景觀》這篇同名小說，結尾處寫到“我”被騙到海邊參加一個所謂“魔巖三杰”的演唱會，但仍舊有力量說出：“我的朋友在等我”。這是你區(qū)別于很多書寫世紀之交作家的地方，你回過頭來擁抱了自己的同時代人們。你怎么理解，以及這里有一種對虛無的抵抗嗎？

周嘉寧：我跟吳琦聊的時候提到過一個說法——“青春開場得太過盛大”，我覺得那個東西對我是有影響的，但可能因為我本質上比較樂觀，覺得還沒到虛無的時候。難道你覺得此刻對你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嗎？好像也不是。我其實并沒有那種，認為上一個時代是黃金時代的想法，完全沒有。

我最近在寫新的小說，我想起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我以前住的地方，我念書的地方都被拆掉了。隨著城市的建設，沒有外在媒介來幫助你進行回憶，而且我經常會路過那些被重建的地方，可能造了很大的商場，或者城市綠地，去那些地方的次數越多，記憶被覆蓋得越來越確定。因為眼前的場景是確定無疑的，它對記憶的覆蓋非常嚴重，我不確定自己對以前的記憶是否準確真實，可能只留下來一些感受，但感受這個東西也是被自己修正過的。于是，你無數次重新思考和講述的經歷，都是通過被修正的東西。

新京報：在你的小說中，青春、夏天、年輕人成為了一種關鍵詞，這種“少年感”似乎和你所注目的2000-2010年時代的上升之間互為表里。在逐漸走向一個下沉的年代時，這種少年感還存在嗎？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周嘉寧：好像是會，但是很多時候我不太清楚，也跟自己看待人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有關。比如，你有一個從小認識的朋友，即使過了很多年，這個人的生活可能已經變得完全不一樣，他的性格中也有很多你不適應的東西，但原來你熟悉的那些部分也沒有徹底消失。所有這些東西都會并存，人只會變得越來越復雜，會有多面性，他有可能在不同的社會面、或者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現出不同的東西。

人的性格當中有那些忽隱忽現或者忽閃忽滅的部分，會在一個波動中，這不是恒定的。所以，我不覺得存在所謂“被社會徹底改造”，人的某些面向在某個時期可能會占據上峰，但也不代表他永遠就是這樣。

大的事件輻射到個體所產生的能量是不同的

新京報：你的小說提供了一種想象歷史的方式，當外部世界已經被完全改造，不再為我們提供物質上的通往過去的通道時，那些仍舊留存在我們身體里面的心情、感覺反而成為我們去回憶時代的一個通道。我之前看很多書寫世紀之交的文學作品總在強調人在快速變化時代面前的被動反應，人在浪潮中似乎總是無力的、失落的、被動的，但我在《浪的景觀》里看到了人并未被摧毀或折損的部分——那些實實在在的欲望、激情和情感，這個很有意思。

周嘉寧：所有大事件發(fā)生的時候，人未必會有及時的反應，發(fā)生之時可能會被震撼到，但又覺得這個事情沒有一開始波及自己。凡是大的事件，它產生的影響、余震，有時會緩緩地釋放出來，而非在當時立刻浮現。

我會選擇的敘事角度，是從個人的、具體的境遇出發(fā)，而不是從一個更大的范疇輻射到個體。我想從個體的角度去感受那一段的歷史，而且關鍵在于，一段歷史最終輻射到每一個人所產生的能量是不同的。同樣的歷史事件對人命運的改寫是不一樣的，對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改變也未必會讓一代人全部消沉，或者說會讓一代人都積極樂觀，這是不可能的。

你要去把握，這個人的自身能量跟這些宏大的浪潮之間進行著怎樣的互換，我比較感興趣的是這個互換的過程。

新京報：所以可以說對個體日常生活的關注是你創(chuàng)作的核心框架嗎？

周嘉寧：對我而言，日常生活還好，我不是一個很重視生活的人，或者覺得日常生活一定要過好。但我在乎單個的人、獨立存在的人，并尊重個體跟個體之間的差異。龐大的東西會抹殺人跟人之間的差異，會強調同一，仿佛你在一個浪潮當中只能看到那些被席卷而過的、被動反應的人，他們被書寫成了一個整體。但是我覺得，即便在大時代中，每個人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你不能夠忽視這些差異，即便很微弱，這個東西也很重要。討論這些會讓我覺得有意思，也會消解一下龐大的東西。我們時代當中有很多龐大的東西，要去消解一下，要看到各式各樣的差異。

《基本美》，周嘉寧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

新京報：從小說集《基本美》到《浪的景觀》，能看到你的寫作視點從單點的“我”與外部之間的關系，轉向多角色。這種作品聲部的轉化是否和你近幾年生命經驗的轉變有關？ 從《基本美》到《浪的景觀》在創(chuàng)作和命題上有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

周嘉寧：人更年輕的時候，都會經歷希望被理解、渴望被接納的過程，害怕誤解，想要說清自己的觀點，盡量被更廣大的世界接受。我也是經歷了這個過程，想去表達自己的觀點，但后來覺得自己的觀點也越來越復雜，變得好像不能用“表達”這種形式去呈現，我需要別的形式，甚至未必需要表達。

所謂被理解和被接納也不再重要，我接受所有誤解，全都接受。一旦這樣之后，自由感就強烈了很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不存在了，如果作為作者的我都不存在了，這個小說是誰的小說？我為我的主人公搭建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肯定不是現實的世界，小說世界絕不是對現實世界的模擬，而每一個創(chuàng)作者和讀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通道進入它。

在虛構世界里，所有東西都是作者親自制作出來的，我使用工具去創(chuàng)造它，讓我的主人公可以有容身之處，替他們擴展一下疆域，讓他們有更多地方可以探索。但我未必要和他們對話，我也未必要把我的想法灌輸給他們，我希望他們在虛構世界里擁有自由。我希望自己的存在是一個創(chuàng)造者、建設者，也不僅是旁觀，我在建造、在替他們做一些工作，有時提供一些保護，不讓他們在任何情況下被摧毀。

新京報：你剛剛提到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是兩個世界，但虛構世界并非孤立于現實，那么它和現實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現實要經過怎樣的轉換才能被安放到虛構世界中？

周嘉寧：我是個充分參與現實世界的人，會對很多事情感興趣，愿意看到各種各樣的討論，即使是有沖突的觀點，我也會愿意去思考。我希望現實世界跟自己是有碰撞的，而不是在一個比較順滑的狀態(tài)中。如果個體同世界的關系是比較順滑、沒有摩擦的話，很難產生出虛構的世界。

虛構的世界是個人的能量與現實世界的碰撞中所震動出來的產物。這種碰撞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種，它也不是每一次都一樣。現實世界同創(chuàng)作者的每一次碰撞，都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有的時候是摧毀性的，有的時候是建設性的。

它跟現實世界有互相映照的過程，或者說有震動的頻率，有時它們偶爾重疊一下，但絕對是兩個世界。但如果虛構世界是徹底獨立的話，讀者就沒法進入，只有它跟現實世界之間有無數個通道，讀者才可以自由地出入。

虛構世界跟現實世界是一個大的映襯關系，首先他們肯定不是互相模擬、模仿，誰都不是在模仿誰。至于他們到底是什么，其實也說不好，我覺得不要有這么明確的定義，但我相信，但凡進入過虛構世界的人，其實都知道兩者之間的關系，每個人的理解可能會稍有不同，但是你進入過你就知道虛構世界的存在，你也知道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分離的，但它們到底以什么樣的關系融合在一起，這取決于各種情境和當時你自己所身處的情況。

不能否認我這一代人的幸運

新京報：你的小說中經常出現流行音樂，比如王菲、謝霆鋒、竇唯、羅大佑等等，音樂對你的小說意味著什么？在2018年的采訪中，你說還沒有找到讓音樂與小說共振的方式，現在找到了嗎？

周嘉寧：我沒有找到，當時可能還只是隱隱約約的感覺，現在越發(fā)確定了，還沒找到。我確實期待，音樂可以搭建一種平臺，暫時消解大家的分歧、誤解與偏見。其實不僅音樂，藝術、文學從某種方面說都承擔著這樣的作用，大家很多觀點完全不一樣，但至少還可以保留一個平臺，保留一個可以對話的方式。

新京報：新世紀初十年似乎還能找到很多流行于整個世代的音樂，但我們現在似乎很難找到可以共享的聲音，隨著大眾文化逐漸垂直、分眾，如果你要去把握這十年的時代氛圍，你會選擇音樂嗎？

周嘉寧：老實說很難，因為一方面我不知道大家在聽什么。我不太清楚是因為我不聽了，還是因為真的沒有時代金曲了，我也不好下定論。總體來說，我覺得青年群體是一個會把其他人排除在外的群體，他們會很自然地形成自己的堡壘，有排斥性的，也是一個比較“殘酷”的群體。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所以我就想，我會不會很積極地把我喜歡的東西介紹給比我年長、或者跟我不一樣的人？而且，如果要討論青年文化，應該是青年人自己去寫或者明白要怎么樣去討論。

與此同時，當下青年人所喜歡的東西，還包括生活狀態(tài)，有時讓我很難用文學或小說的形式來表現，其他的媒介反倒更有力。所以，我在想是否也有這個原因。因為20年前的青年生活，它是以文字為媒介的，所有人是用文字來講述自己的經歷，也是以文字的形式流傳，之后你再去書寫這個時代，自然而然是使用文字。但現在你要如何記錄大家的表述？大家日常對于自己生活的描述，不管是網紅也好，各個領域的KOL（意見領袖）也好，他們是此刻最把握時代脈搏的年輕人，他們對于自己的描述、傳達方式不是文字的，你要把這些東西轉化成文學的形式，很奇怪。他們本身從一開始就不是以文學的方式存在，甚至不是以文字的方式存在，我在琢磨這個東西是否一定要變成文學的方式去傳遞？

新京報：繼續(xù)聊聊年輕人，豆瓣上有一個小組叫“假裝活在1980-2000年”，小組成員大多是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要怎么理解這些年輕人的“懷舊”？可以參照的是， “Y2K”這幾年也重新成為流行，該怎么理解這種大眾文化空間中對世紀之交年代的懷舊？當下的懷舊真的是想要回到過去嗎？還是說，我們懷念的是那個時代所想象的未來——一個已成過去的未來？

周嘉寧：只能說明時間到了，因為你現在距離上世紀90年代已經過去快30年了，這個時間量足夠你進行懷舊了。所有的時代潮流都是這樣反反復復在一個輪回里，比如說2000年的時候，大家也都會去懷舊七十年代（不一定是內地的）。這種東西只能說明30年、或者25年是個圈，之前被拋棄的潮流時尚突然又可以回來了，但是它一定是經過變形。我現在也會刷到類似于2000年的街拍，但現在你真的還能夠打扮成那個樣子嗎？肯定是不行的。它只是有一些元素拿出來，重新經過時代的改造，又變成一種并非完全復古，而是要經過改造的，不然難道現在還可以再去使用諾基亞手機？大家現在其實也只是拿著智能手機，在更為現代化的方式之下去完成一些時代想象。

新京報：最后一個問題，你覺得你是一個幸運的人嗎？

周嘉寧：以前沒想過，現在總有人說我很幸運，或者說我們這代人幸運，我剛開始時還會反問，你說的幸運是什么？但后來確實覺得，不能否認這一點，時代給予過的饋贈，別不承認，認為這一切全都憑個人的努力。這當中一定有一些機緣巧合，一定也有好運相助。

采寫/吳俊燊

編輯/張婷

校對/柳寶慶

標簽： 專訪｜周嘉寧捕捉浪潮下閃爍著的細微表情 小說_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