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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張德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人人都會做夢。我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奧地利現代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提出，夢是通往潛意識的橋梁。

我國藝術巨匠齊白石，素來以詩、書、畫、印“四絕”而為世人所熟知。當人們對他的各類藝術杰作津津樂道時，很少有人注意到，白石老人也是一個多夢的人。在他漫長的一生中，白石老人不僅做了許許多多離奇古怪的夢，而且將這些夢親筆記錄下來，或講述給兒孫，為后人研究認識他絢麗多彩的藝術人生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提供了大量真實有趣的素材。

齊白石篆刻“星塘白屋不出公卿”

黃粱一夢 疏離官場有緣由

齊白石一生絕大部分時間身處晚清、民國時期，他對舊官吏的貪殘跋扈有切膚之痛，對官場的腐朽污濁深惡痛絕。但是在齊白石的人生與藝術道路上，又不斷有貴人相助——從胡沁園、王湘綺到夏午詒、郭葆生、樊樊山、楊度、胡南湖等等，其中大多數不僅是官場中人，而且身居顯貴。

一方面，齊白石出身貧寒，且幼年失學，二十七歲拜胡沁園為師才開始學習詩文，要想通過科舉考試出人頭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齊白石刻有一方印章“星塘白屋不出公卿”（“星塘”即湖南湘潭杏子塢的星斗塘，是齊白石出生地），就是對這種心情的寫照。另一方面，齊白石所結交的師友，又幾乎全都是“科舉正途”出身，他們優渥的生活條件、風雅的談吐舉止，不可能不對齊白石有所觸動，從而使他對科舉仕途也抱有歆羨之情。正是在這種矛盾糾結的思想背景下，齊白石做過一個屬于他自己的“黃粱夢”。

1902年秋天，已經四十歲但還從未出過湖南省界的齊白石，接到好友夏午詒從西安寫來的一封信，請齊白石去教自己的小妾學畫。夏午詒知道齊白石是靠作畫刻印的潤資度日的，就提前把學費和旅費都匯寄給了齊白石。這個夏午詒出身于官宦之家，比齊白石小六歲，他二十歲中舉，二十九歲考取進士第八名，殿試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之職。同時，齊白石的另一個好友，清朝名將郭松齡之子，本身也是道臺的郭葆生，正好也在西安。郭葆生怕齊白石不肯去西安，特地給齊白石寄了一封長信勸說，齊白石遂于當年農歷十月初動身，十二月中旬到達西安。

齊白石的“黃粱夢”就發生在這次去西安前夕。齊白石長孫齊佛來所著《我的祖父白石老人》一書，記載了齊白石親口講述的這件事：

我在去西安之前，曾做過一夢，從勤學苦讀起，很順利地考上了秀才。省試時，又中了舉人。不久進京會試，竟得了一個翰林。真是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可是好景不長，正在當上知縣的喜慶日子里，忽然接到圣旨，說我犯了貪污大罪，要拿出問斬。我大叫一聲冤枉，便驚醒了。

這個夢頗有喜劇色彩，雖然很離奇，但是又十分符合齊白石當時的身份定位、社交體驗以及他對舊官場的認知：做貪官，難免要被殺頭；做清官，又難免被貪官誣陷，也要被殺頭。同時這個夢也透露出一個信息：雖然齊白石一生中不斷地通過詩文、畫作表達自己對官場的疏離，但是在潛意識里他其實也對科舉仕途心向往之。

似乎是為了應驗他這個夢的預兆，齊白石在西安期間，通過夏午詒的介紹結識了時任陜西臬臺、詩名滿天下且極受慈禧太后寵信的樊樊山。樊樊山非常欣賞齊白石的繪畫才華，并向齊白石提出，可以在慈禧太后面前推薦他，“也許能弄個六七品的官銜”。次年三月，齊白石隨夏午詒進京，至閏五月離京時，夏午詒也提出，可以為齊白石捐一個知縣。這兩件“美事”都被齊白石婉拒。那個以下旨問斬為結局的“黃粱夢”，很可能在他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一息尚存書要讀”

夢中痛哭 只因數月未讀書

1903年農歷三月，因好友夏午詒要謀求新的差事，齊白石便隨同一起從西安前往北京，于四月初五日傍晚到京。這也是齊白石第一次到北京。齊白石這次在京期間，每天除了教夏午詒的小妾學畫以外，還應了朋友的介紹，賣畫刻印章。閑暇時候，常去逛琉璃廠，看看古玩字畫。也到大柵欄一帶去聽聽戲，“新朋舊友，常在一起游宴。”《癸卯日記》記錄了齊白石在琉璃廠榮寶齋了解石印價格的情形，還記錄了他賞鑒八大山人（朱耷）與大滌子（石濤）真本畫作的過程。四月十八日那天，齊白石游覽正陽門一帶，并記下了自己的觀感：

十八日……與雨濤買車去正陽門大街。謝車漫游至大清門，車馬如蟻，擁不可進，車塵萬丈，目不能稍開。余立片時，紛紛無可名狀。但見洋人來去，各持以鞭坐車上。清國人車馬及買賣小商讓他車路稍慢，洋人以鞭亂施之。官員車馬見洋人來，早則快讓，庶不受打。大清門側立清國人幾數人，手持馬棒。余問之，雨濤知為保護洋人者，馬棒亦打清國人也……

這些經歷，對于長期生活在湘潭這個相對封閉的小環境中的齊白石來說，當然是大開眼界。由于有夏午詒提供安適的住處和較為優越的飲食，教畫與賣畫刻印章又帶來十分豐厚的收入，此時齊白石的心情無疑是輕松愉快的。然而，就是在這種舒爽的心情下，齊白石忽然做了一個極不愉快的夢，甚至從夢中哭醒。《癸卯日記》在1903年農歷四月二十三日這天記錄了這件事：

廿三日，昨夜夢中痛泣，自出借山吟館不曾看書。余嘗謂人曰：“余可識三百字，以二百字作詩，有一百字可識而不可解。”今夜算來大約只可識一百五十字矣。倘明年不欲歸去，比一字都不識者不如。不識字者言語有味，天性自然。而余三日不讀書，語言無味。不識字做官可矣，純是空腔。或欲自娛，或欲醫俗，非識字所不能也。日出為鴉驚醒，泣尚未收。

“借山吟館”是齊白石在湘潭老家給自己的書房所取的名字。他自1902年農歷十月初離家赴西安，至1903年農歷四月下旬在京，已是半年有余。這期間，齊白石除教畫外，忙于游覽名勝、作畫刻印以及朋友往還，余下能用于讀書的時間，確實是比較有限的。齊白石因家境貧寒，幼年只讀過半年私塾即輟學。不過，他早在進私塾之前，就已跟從祖父學習，識得約三百字。后來于二十七歲時拜胡沁園、陳少蕃為師，學習詩文，更是發奮用功，僅用兩個多月就將《唐詩三百首》背得滾瓜爛熟。到1903年，齊白石所識得的漢字應該是遠不止三百個的。他做的這個夢，從潛意識角度來說，可能反映出齊白石對于自己長時間不能專心讀書而感到的焦慮。

終其一生，齊白石對于讀書都有如饑似渴之感。正如他所說，“余三日不讀書，語言無味。”這里面既有要努力上進以改善自身社會地位的功利因素，更多地還是天賦興趣使然。齊白石刻過一方印章，“一息尚存書要讀”。他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這一點。他一生除了繪制大量畫作以外，還創作了數以千計的詩詞作品，生前曾出版《借山吟館詩草》和《白石詩草二集》兩部詩集。近些年，北京畫院整理齊白石遺物，又發現了多部未出版過的齊白石詩作手稿。這些詩作，姑且不論其寫作技巧與意境營造頗見功底，僅從其中所自然運用的大量典故來看，齊白石對于傳統典籍的涉獵是非常廣泛的。若不是腳踏實地下過一番苦功夫，是不可能做到這個程度的。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據《白石老人自述》記載，齊白石1903年閏五月離京，回到家鄉后，他的老師胡沁園對他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都是人生快意之事。第二句你做到了，慢慢地再做到第一句，那就更好了。”他將老師這番話銘刻于心。1909年秋，齊白石終于結束了“五出五歸”即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五次遠游，“回家以后，自覺書底子太差，天天讀些古文詩詞，想從根基方面，用點苦功。有時和舊日詩友，分韻斗詩，刻燭聯吟，往往一字未妥，刪改再三，不肯茍且。”從那時起，到1917年再次赴京為止，齊白石在家鄉心無旁騖埋頭讀書達七八年之久，使自己的學識水平與傳統文化修養有了脫胎換骨式的提升。正因為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齊白石在1917年進京以后所開啟的“衰年變法”才能最終結出無比豐碩的成果，使齊白石從一名寂寂無名的地方畫師一躍成為享譽海外的藝術巨匠。

齊白石畫作《白石草堂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山長水闊 夢里清景入畫圖

1909年遠游廣東期間，齊白石用一首詩記錄下自己游子思鄉的心緒：

門前鞍馬即天涯，游思離情兩鬢華。

孤負子規無限意，年年春雨夢思家。

前文說過，齊白石直到四十歲才第一次走出湖南省界，但他的遠游之路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1902至1909年之間，他五次外出，足跡踏遍半個中國——西到陜西，東到上海，北至北京、天津，南到廣東、廣西、香港，甚至還短暫到過越南。這期間，他用詩筆寫下了自己思念家鄉親人的濃濃情愫。

1917年，因家鄉兵亂匪患十分嚴重，齊白石第二次來到北京，嘗試以賣畫刻印賺錢養家。后因兵匪之害愈演愈烈，齊白石遂于1919年決定長期定居北京，從此開始了長達四十年直至終身的客居生涯。1945年齊白石給其五子齊良已刻了一方朱文名字印章“良已”，在邊款上刻寫道：“乃翁八十五歲尚客京華”。類似的題款在齊白石書畫篆刻作品中屢見不鮮，是他客居心態的自然流露。

長期漂泊在外的生活狀態，讓齊白石難以抑制強烈的思鄉之情。1933年《白石詩草二集》出版，齊白石回想自己1919年剛到北京時的生活，在自序中寫道：“及至都門，重居法源寺僧舍，以賣畫刻印為活計。朝則握筆把刀，日不暇給，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誰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子別離，戚友不得相見？枕上愁余，或作絕句數首，覺憂憤之氣，一時都隨舌端涌出矣。”湖南素有“芙蓉國”之稱，齊白石刻有一方印章“夢想芙蓉路八千”，不時鈐蓋在畫作上。

“夢想芙蓉路八千”

齊白石畫作《白石草堂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有兩段題跋，其一寫道：“此圖百劫之余夢中所見之景物也。因畫藏之。白石山翁并記。”另一段題跋中包括了一首詩：“林密山深好隱居，牛羊常過草都無。昨宵與客還家去，猶指吾廬好讀書。此詩真夢中語也。顯庭仁兄正。白石山翁又題。”短短兩段款題文字，卻有兩個“夢”字。

以思鄉之夢為主題，齊白石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繪畫篆刻與詩詞作品。這種有家歸不得的家園夢想，既是齊白石的獨特藝術體驗，也反映了那個動蕩年代里普通大眾所共有的不幸經歷。而這也為齊白石的作品打上了鮮明的現實主義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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