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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加

(資料圖)

中國古代常常采取“抑商”政策，當時的官商關系如何？在處理政商關系方面對今天有何啟示？

顏師古因用商人為官被降職

唐代是禁止官員與市場、商人接觸的，這是唐前期政府為了防止官員經商或與商人勾結而采取的一項基本政策。早在唐太宗初期制定的《官品令》中就明確規定:“工商雜色之流，必不可與朝賢士大夫比肩而坐，同坐而食。”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又發布詔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次年再次重申：“禁五品以上過市。”到武則天時，這些法令條文被繼承并保存下來。

這些詔令法令的頒布，除了有貶抑商人的目的之外，還有隔絕官員和商人交往的意圖，以避免官員與商人勾肩搭背，以權謀私。

唐朝廷不但頒布了預防官員經商的詔令，而且嚴格加以執行，對違反有關規定的官員毫不留情地給以懲處。據《舊唐書》記載，貞觀七年(633年),“顏師古拜秘書少監，是時多引后進之士為讎校，師古抑士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這個記載是說，當時顏師古在擔任秘書少監即秘書省的主官時，因為工作需要，要提拔使用一批讎校。能進入秘書省工作自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本來是該從科舉中進士人士中提拔使用，可是顏師古卻提拔了一批權貴和富商子弟，因此被人舉報收受富商等的賄賂，“被貶為郴州刺史”。

唐玄宗時期，朝廷也采取了一些禁止官員兼營商業的措施。當時長安實行坊市制，設立的東西市商業繁榮，最初一些權貴在東、西市建了不少店鋪出租，獲取房租收益。唐玄宗意識到官員這樣會爭利于民，先是下詔規定一個店鋪每月的租賃費不得超過五百文。過了幾年唐玄宗又下詔禁止官員在東、西市購置店鋪或館舍。同時，玄宗還要求官員不要搞第二職業。對于官員家屬和部下的經商活動，唐朝也是嚴加禁止的。

蘇轍依法裁決外商遺產糾紛

到了宋朝，與唐朝的政策有所不同，北宋開封取消了坊市制，實行開放的街市，積極鼓勵人們經商，搞活經濟。宋太宗趙光義曾詔令：“自今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這里的細碎交易應該是指小微經營的，一律免稅，同時規定嚴禁官吏勒索、刁難商賈，官吏如果對商人“滯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乞取財物，贓重者，徒一年。”這些規定給經商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尤其是宋仁宗時期，更是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使得都城開封呈現出一派清明上河圖的繁榮富庶景象。

在這種氛圍下，宋代官吏大都能夠依法辦事，厚待商人，促進了工商業的大發展。大名鼎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他在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進士第，曾任戶部侍郎。他就曾依法辦案，公正地處理了一起外商遺產糾紛案。蘇轍能夠秉公執法，甚至敢于駁回下屬的不合理判決，說明他心底無私天地寬，不為富商站臺，同時也保護了自己，也為外商到中國經商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處理九卿會喪的丑劇

自古以來，歷代大都采取抑商政策，但是商業還是不斷地發展，大商人也不斷涌現。到了清代，抑商問題逐步有所改善，同時因為種種原因，也出現了官商勾肩搭背的現象。

但是，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一起政商合流的丑劇，讓人們感受到建立親清政商關系有多重要。據鄭逸梅《清宮軼事》記載：乾隆五年（1740年）秋，北京城里死了一個匠戶，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開發商。雖然他不是什么官場人物，喪儀卻極為風光，轟動了整個京城。達官貴人接踵而至。原來這些官吏可不是白來的，參加會喪諸臣每人謝儀五百至二千兩銀不等。在當時官員們工資收入不高的情況下，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況有內閣學士相邀，九卿又何樂而不往？于是便演出了這場九卿會喪的丑劇。

乾隆派京師九門提督、兵部尚書鄂善前往調查處理。這一切，鄂善很快審明。乾隆特下諭戒飭九卿：“身為大臣，而向出身微賤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縱不自愛，其如國體何！”到了十二月更又重申：京官“除親友及同朝者仍照常慶吊外，其有交結富室大戶，希圖肥潤等事，照不謹例革職。”顯然，乾隆給官員們界定得很清楚，不得再與富商大戶有非法糾結，必須清清白白。（作者為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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